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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舍利:千年入世与出世

2010/12/22 07:20| 发布者: david92003| 查看: 2979| 评论: 0

摘要: 舍利现世:佛家与南京人 几多豪杰也曾经从南京北进、冀望克复神州。无论成功与否,汉民族之精气可见一斑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南京报道 大报恩寺遗址隐藏在一栋巨大的灰色住宅楼后面。从中华门出来一 ...


舍利现世:佛家与南京人

几多豪杰也曾经从南京北进、冀望克复神州。无论成功与否,汉民族之精气可见一斑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南京报道

报恩寺遗址隐藏在一栋巨大的灰色住宅楼后面。从中华门出来一直向南走,只有经过它才会看到几块巨大的广告牌写着“金陵大报恩寺项目”。

大楼的居民都在揣摩什么时候开始搬迁,“原来楼后那片也都是住家的,一户挨着一户。”60多岁的老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自从挖出装有佛顶骨的石函后,已经有几拨记者到位于顶层的她家俯拍考古现场,而遗址上的“钉子户”们很快就消失了。

的确,南京市已经规划了上百亩的金陵大报恩寺复建项目。一位来自北方的企业家甚至已与南京方面接洽,捐献10亿元专门为佛顶骨舍利修建一座世间独一无二的地宫。

不过,栖霞寺监院谛如说,这些不过都是舍利带来的附属利益。

南京的官员和学者们都强调,佛顶骨舍利在金陵现世绝非偶然。这座城市既是佛教于中国的第一批落脚之地,亦是佛教文化在百年前复兴的开始。

而对于今日中国而言,珍贵佛教法物的出现似乎也非偶然。一如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上世纪初立世的“人间佛教”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实践机会。

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佛教用了20多年时间基本完成了重修庙宇、重塑金身之事。寺院里游人如织、庙堂上香火旺盛。正如人们所期望的,是它再承担起解答世间困扰和疑惑的时候了。

每个人的喜爱

大报恩寺对于南京人来讲一直是一个近在身边的传说。文保单位认为,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三国东吴时期,东晋初年命名为长干寺。后几经损毁、重建,至明永乐年间以皇家寺院的规制重建,并由明成祖赐额为大报恩寺。

清咸丰年间,寺庙毁于太平天国兵火。到此次考古发掘前,大报恩寺的遗址已是南京一处普通的居民区,有居民1500户。不过这里仍保留着宝塔、宝塔顶、后山门等地名。

39岁的谛如法师曾是一家电梯公司的技术人员,像大多数南京人一样,他从小就知道大报恩寺的传说。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大报恩寺那座著名的琉璃塔。

大报恩寺曾有一座高200尺、即78米的琉璃塔,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晚上塔的各级外窗台都会放有烛台,远远望去像一条火龙立在南京城的南面。古代的南京不像今天这样万家灯火,所以它就最为显眼。”谛如说,在当时外国旅行家的速写和版画中都有这座高塔的形象,它一度被称为“中古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作为南京市府大院里的一个普通干部,南京市委宣传部文化体制改革与发展办公室主任孔利说,在发现大报恩寺地宫前自己对于佛教文化并无太深了解,“与一般南京市民相当”。当过中学历史、政治教师的她却对大报恩寺的琉璃塔也有很深刻的印象,“琉璃塔檐上有风铃,风来的时候据说十里外都能听到铃声。”

后来孔利在南京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任职9年,一直想恢复这个美丽的图景,“每个南京人对大报恩寺和琉璃塔都有自己的喜爱和想象。”

而在南京市博物馆副馆长华国荣看来,“大报恩寺对南京的几代考古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奢望。”

“明代时南京是国都,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我们对明代的东西一直很敏感。”华国荣掰着手指说,南京一共有6处大的明代古迹和遗址:明城墙、明孝陵、明故宫、宝船厂、阳山碑材以及大报恩寺。“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是明代早期做的国家工程,”他说,它们显示了一个新兴国家千秋万代、江山永固的决心和期望。

自2000年,南京开始对这些明代古迹遗址进行复建,不过大报恩寺迟迟没有动静。

“1500户人家,动迁就要几十个亿。”华国荣说,他们和老一辈考古工作者都很少去大报恩寺所在的古长干里调查,原因很简单:根本没有希望,调查都是白费工夫。大报恩寺遗址的考古挖掘对于他来说,更像是了结南京考古界的一个夙愿。

汉民族的避风港

身份、年纪各不相同的南京人,在一处寺庙遗址形成记忆交叉并非偶然。南京以六朝古都、十朝都会,2400多年建城史闻名,其佛教历史亦可以上溯1780多年、至汉献帝末期。不仅佛寺、塔院已成为它的标识,中国最早关于佛舍利的传说也发生在南京。

据唐代僧人法琳《辨证论》,南朝至梁代,南京有佛寺2846所、僧尼逾8万人。谛如说,大报恩寺所在的南城一直是南京佛教的中心地带。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大多就在古长干里这个区域。

南京曾有10次瘗藏舍利的经历,每一次也都与佛教的大起大落有关。如隐藏大报恩寺佛顶骨的天禧二年,正是宋真宗重修长干寺、大兴佛法之时。正是在宋代,佛教的中心从印度逐渐转移到中国。

再如玄奘法师舍利在宋末的战乱中弃于荒山陋庙,被天禧寺主持演化法师带回南京密藏供奉,而天禧寺与长干寺正是大报恩寺的前身。

南京是古代中国江南地区最早传播佛教文化之地,每每世到末法、禅道中断,南京也成为佛法存继之地。近时如太虚法师在清末民初天下动荡之际,在南京毗卢寺开展“佛教新运动”, 提出“教理、僧制、寺产”三大宗教革命。

他后来回忆:“我则从佛教本身改革以建立新佛教为事,乃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即赴南京发起佛教协进会,就毗卢寺设筹备处。”

南京存续佛教文化并成为复苏、振兴之地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经过从魏晋到南北朝的快速发展,到隋唐之前基本完成了本土化。这一时期的佛像也不再穿着袒露右肩的印度僧装,而是中原服饰。佛教的传播者在相当长时期内着力与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融会贯通,并以佛教内容比附儒学概念,使其以外来宗教之源成为汉文化的一部分。

这样,当外族自北方入侵,佛教便随汉族王朝南下。以南京虎踞龙盘之势,进可北上中原、退可南下滨海。长江以刚劲之力在此为汉民族揽得一个避风港。

对于这一历史境遇,许多人以“偏安”形容。但不得不承认,自东晋至清末,南京一直是汉民族最后的壁垒。失南京,则汉民族尽失天下。

几多豪杰也曾经从南京北进、冀望克复神州。无论成功与否,汉民族之精气可见一斑。

相依为命

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化曾多次“同化”以武力南下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复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戏剧。而佛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西晋后,中国北方陷入少数民族国家混战。在后赵、前秦等大国,佛教都对统治者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后赵国主羯人石勒推崇僧人佛图澄,下诏书“中州胡晋略皆奉佛”。

另一位著名僧人道安在江南为前秦国主符坚俘获后,不仅为苻坚视为“神器”,甚至一度劝阻他不要南下攻晋。

至隋唐代际,佛教在中国开花结果,分门立派。

谛如说,传说阿育王统一古印度后,曾经造八万四千座阿育王塔向统治的领地分发舍利,此次大报恩寺出土的虽然也叫阿育王塔,却并非来自古印度。“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虽然偏安一隅,但仍模仿阿育王分发舍利的传说造八万四千铜塔,没有舍利就在中间藏封经书,分发到天下,即使不是他管辖的地方。”

钱此举政治意图明显。可以说,在南人柔弱之时,佛教乃是汉民族重要的精神支柱。

至宋代,江山多分,但这一时期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国家与汉民族国家在思想文化上联系紧密,一体趋同,佛教则是其中主要的文化纽带。

如耶律阿保机在公元942年“闻皇太后不豫,上驰入侍汤药必尝。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可以说,这时佛教已经进入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生活。如需信佛教,自然要学汉文、懂汉事。

元、清两朝虽然信奉藏传佛教,但仍用中土佛教作为统治思想的补充和个人精神生活的需要。清世宗更是留下弃位出家的传说。

在这样的漫长历史中,南京和佛教自然有了相依为命的感触。一如大报恩寺、琉璃塔之于南京运气的传说。而这种依靠,在中国各地同样不断给予动荡的先民们以抚慰。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中,塔一直被认为可以改变命运。虽然还没有记载说大报恩寺琉璃塔在兴建时如何测定风水,但考古发掘确定,它沿用了宋代长干寺真身塔的塔基。

华国荣说,开始他们并不相信明代建设的琉璃塔会沿用前朝塔基,“朱棣举全国之力用17年建大报恩寺塔,应该重新建塔基。”

可以想见,明成祖自然认为这个塔基于南京及国家均有护佑之神。

对于大报恩寺及琉璃塔的毁灭,目前公认是在清咸丰六年,即1856年。是时太平天国内讧,北王韦昌辉杀东王杨秀清,翼王石达开引兵与其在南京城对峙。一种说法是韦昌辉为防止石达开占据制高点,而炸毁了位于城外的琉璃塔。不过无论原因如何,自太平军围南京起,这个城市就反复遭遇巨大的灾难。

而在江南各地屡受创伤的明末,南京却躲过了“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一类的惨剧。

将城市与一座塔相联系,自然有些牵强。但一次又一次的亡国对于南京来讲都是一次灾难、一次剧痛,一如中华文化于5000年间一次又一次在废墟、平地上重新构建。

当今之人无法确切感受数百年前佛教之于南京人的安危,只有栖霞寺在1937年冬天保护2万多名难民的故事令人们了解,它对于这个城市的庇护。

自我改变的宗教

至清末民国初年,南京的佛教同这个国家一样迎来满目新气象。太虚法师俗姓吕,名淦森,法名唯心,号太虚,今浙江桐乡人。他在1910年就曾到南京听杨仁山讲经。如果说前者以创建金陵刻经处存续、弘扬佛法,那么太虚法师则在南京为中国佛教的进步和改革奠定了基础。

太虚法师提倡的“人生佛教”以及后来人们说到的“人间佛教”要求佛教必须贴近民众,关怀民生,利益人群,造福社会。为此,必须适应时代对于佛教教理、教制等进行改革。

内地佛教界在经历“文革”之后,迎来了迅速恢复和发展。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正式提出“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此后,他不断结合实践对此进行充实和发展。


上世纪90年代起,官方文件中改变了“信”与“不信”的绝对口气,而是希望对宗教积极引导。1999年,江泽民曾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讲到,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利于宗教工作为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此后,党和国家领导多次强调,发挥宗教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亦提到,“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谛如说,最近这些年南京已经恢复了很多寺庙。而在周边地区,众多佛教景观也纷纷面世。比如江苏域内先后修建了“华夏第一法钟”苏州寒山寺大佛钟、88米高的无锡灵山佛像以及“神州第一佛塔”常州天宁寺宝塔。

2009年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举行前,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无锡灵山梵宫会场分别会见了参加论坛的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代表及外国代表。在论坛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在致辞中说,佛教的“和合”思想融会于人类文明的传承与进步,熔铸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而在此次南京佛顶骨盛世重光仪式中,有来自国家宗教事务局等部委的高级官员到场。虽然近年来各地佛舍利多次现世,如此高的规格还是第一次。

南京佛顶骨舍利正是在如此背景下现世。在争议是否要打开七宝阿育王塔时,由于事关重大已非南京、江苏所能决策。当地官员告诉本刊记者,甚至国家宗教局、国家文物局在此事上都没有最终决策权。

其实在发现地宫后,南京市就通过政府序列将其上报到国务院,又通过南京市宗教局上报到国家文物局,通过市博物馆上报到国家文物局。

多位高层领导先后到七宝阿育王塔的保存现场,“做了重要指示并对这一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孔利说。

无须讳言,佛顶骨舍利的现世使南京得到了重拾荣光的机会。而无论对于南京人还是全体中国人,都将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思考,如何从佛教文化中重新汲取智慧和安宁。■

大报恩寺遗址概况与历史沿革

大报恩寺遗址位于南京城南中华门外古长干里,遗址得名于明代兴建的皇家寺院---大报恩寺。该遗址所在地佛教文化起源很早。三国孙吴时期,这里就建有佛教精舍和阿育王塔,毁于吴末。有专家认为,它就是江南第一座佛教寺院---建初寺的所在地,因此实为江南佛教的发祥地。东晋初在此续建了著名的长干寺。

隋唐时期,长干寺逐渐破败。南唐时期,长干寺原址一度废为军营。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长干寺住持演化大师可政向宋真宗赵恒奏报,埋藏在长干里地下的佛祖舍利经常显灵。真宗派人调查后认为属实,下诏重修长干寺,并兴建佛塔。元末该寺被毁,唯塔残存。

永乐十年,明成祖敕工部依照皇宫大内的建筑规制重建寺院,赐额为大报恩寺。此次重建工程历时17年,至宣德三年建成。大报恩寺是明代最重要的皇家寺院,占地约400亩。大报恩寺中最著名的建筑是九级琉璃塔。该塔高达78米,不仅是当时全国最高的建筑,而且该塔通体装饰五彩琉璃,堪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杰作。

清咸丰六年(1856)大报恩寺、塔毁于太平天国兵火,寺院变成废墟,仅存永乐和宣德所立的两座御碑,以及香水河桥等遗迹。

摘自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南京大报恩寺考古发掘报告》

南京大报恩寺考古发掘的基本经

一期发掘工作自2007年2月26日开始,至2007年6月30日结束。第一阶段的发掘区位于原宝塔顶10号大院内,这里一直被推测为琉璃塔塔基的所在地。共布10米×10米探方10个,后经局部扩方,发掘面积达1100平方米。共发掘出西汉至南唐时期墓葬30座,六朝至明代建筑基址3处,宋代路面1道,明代柱坑17个,水井2口,出土汉、六朝、唐、五代、宋、元、明等各个时期的遗物600余件。

第二期考古发掘工作从2007年9月持续至2008年8月底结束。该阶段取得的主要收获是:发掘确认了大报恩寺大殿遗迹,发现并发掘了北宋长干寺真身塔塔基与地宫。

大殿位于北区正中心的位置。底部设置大型夯土台基,残存的高度约为5.2米。塔基位于大殿之后。塔基开口于现代表土层下,平面呈正八边形,最大对径约为25米。塔基中心为圆形的地宫开口,直径2.2米。

地宫表面及上部被多个现代沟、灰坑和防空洞打破,最深处将地宫上部破坏约1.6米,但未发现晚期遗迹直通至底的现象。故而地宫未遭盗掘,保存较好。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第三阶段考古发掘沿着大报恩寺遗址北区的中轴线,现在进行中。

摘自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南京大报恩寺考古发掘报告》

南京大报恩寺地宫的发掘

此次发现的地宫为圆形竖井式,从原始山体中垂直下挖而成。地宫之内,从上至下以一层石块,一层夯土的方式有规律的填充、夯筑,共39层。在第26层之下距离地表开口4.2米深度处,发现一块边长约0.9米、厚约0.25米的方形覆石,位于地宫中心。

覆石提取后,其下露出了方柱状的石函。其中北壁石板镌刻长篇铭文,题为“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题铭介绍了大中祥符四年,金陵长干寺住持演化大师可政和守滑州助教王文等人,得到宋真宗的允许,修建九层宝塔之事,塔高“二百尺”,而塔内地宫中藏有“感应舍利十颗,并佛顶真骨,洎诸圣舍利,内用金棺,周以银,并七宝造成阿育王塔,以铁函安置”。

根据这篇题铭,可以确认这座地宫建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即公元1011年,地宫中瘗埋了自东晋长干寺流传而来的10颗佛祖真身舍利,另外有佛顶真骨和其他诸圣舍利,以金棺、银和七宝阿育王塔和铁函珍藏。

与碑文的记载完全一致,在石函内发现有一座铁函,高1.3米、宽0.5米。这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宋代铁函。地宫从现存地表开口至埋藏坑底部共深达6.74米。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深的佛塔地宫。

从现有的情况分析,明代大报恩寺琉璃塔很可能沿用了长干寺真身塔原有的塔基与地宫,而未另选新址。

摘自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南京大报恩寺考古发掘报告》

三个人的南京故事

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中,南京毗卢寺与金陵刻经处形同两面旗子,承前启后,相互呼应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明奇 | 南京报道

在南京新街口,一处庭院栖身于闹市,幽静院落中有一座墓塔穆然矗立。

铭文记载塔中所葬之人即为杨仁山居士,所在的庭院即是他创立的金陵刻经处。时光回溯百年,杨仁山和他的金陵刻经处让中国佛教波推浪涌,走向衰敝后的复兴。

在杨仁山之后,是以改革中国佛教著称的太虚法师以及1949年后中国最著名的居士赵朴初。

这座城市,记录了100年来中国佛教“走向人间”的过程。

杨仁山的分家笔据

“杨仁山是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他名文会,仁山是字,是安徽池州石埭人。”金陵刻经处常务副主任肖永明讲起金陵刻经处的渊源如数家珍。

1866年,杨仁山迁至南京。他曾因病后阅读佛典《大乘起信论》而对佛法发生浓厚兴趣。杨一到南京便四处寻找佛典,而刚刚经历太平天国运动的南京已是“一经难求”。

对经书难觅的境况,杨仁山深感痛惜。他与好友王梅叔等人经常在一起商量,如何弘法。他们认为在末法时代,只有佛教经典广为流传,才能共沾法益,光大佛法,普济众生,便发起创办金陵刻经处。

金陵刻经处成立后,杨仁山约志同道合者十人,草订章程,募刻佛藏。刻经经费除发起人按月认捐外,派人外出劝募。

杨仁山则是“日则董理工程,夜则潜心佛学,校勘刻印而外,或诵经念佛,或静坐作观,往往至漏尽就寝。”

至今在金陵刻经处的“深柳堂”内还陈列着一份特别的“分家笔据”。据其记载,1901年,杨仁山将住宅房屋60多间并宅基地6亩多悉数捐给金陵刻经处,永作刻经、藏版、流通之所,而历年刻经所欠3810两银债务则由三子分担偿还,命三子立了“笔据”。

杨仁山舍室为法让金陵刻经处有了永久场所,让刻经弘法事业更好地开展,影响日隆。此后的1908年,他又在金陵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这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学校之一,吸引了一批青年才俊来此参学。

1911年10月8日下午,杨仁山去世。“遵照他‘经版所在,遗体所在’的遗嘱,他的弟子门人在刻经处经版房前为其建塔安葬,让他永远守护着金陵刻经处的延续发展。”肖永明说介绍说,“前几天还有香港的信众前来扫墓祭拜。”

“杨仁山居士所创立的金陵刻经处不但振兴了中国近代佛教,而且融合社会新思想激荡社会变革。”肖永明说,有史可循的是谭嗣同早年赋闲江苏时向杨仁山执弟子礼,研习佛学。此后一年,谭嗣同著成其代表作《仁学》,以佛教理念铸新学,提倡变法维新,轰动朝野。

更有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著述中称“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亦称“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

梁启超又说:“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宗教。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肖永明说,“金陵刻经处影响所及,由谭嗣同而梁启超而章太炎,旁及康有为、杨度等,一时间,佛教思想融会社会新思想,鼓荡社会变革,影响了整个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取向,作用巨大。追根溯源,源头之一便在于金陵刻经处。

杨仁山之后百年,金陵刻经处在欧阳竟无和吕三代佛学大师及其后继者薪火相承、在各方佛教人界士倾心护持下,行行重行行,延续而来。

如今的金陵刻经处,庭院深深,绿树掩映,雕版宣纸延续着黄卷清灯下的唱诵。


赵朴初和香椿

金陵刻经处还令赵朴初与南京结缘

“所幸有赵朴初居士的护持,才让金陵刻经处在文革期间幸免于难。”肖永明讲述,1973年,旅居美国的杨仁山孙女杨步伟和孙女婿---国际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回国观光,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他们向总理提出恢复刻经处的请求,周总理深夜找来当时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赵朴初,指示“保护恢复金陵刻经处”。

赵朴初随后陪同赵元任夫妇到刻经处拜扫墓塔,并首先组织协调收回了刻经处墓塔前“深柳堂”三间房屋。肖永明说,“文革没结束,金陵刻经处的恢复工作就已启动,这在全国佛教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的刻经处住了几十户人家,赵朴初居士一户一户做工作,做不通就拿字换,他是著名书法家。”肖永明讲述说,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赵朴初九次亲赴南京,得到江苏省、南京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使金陵刻经处业务得以真正恢复。

正是在80年代,赵朴初提出了“人间佛教”乃是中国佛教前进的目的。金陵刻经处,亦是他冀望使佛教走进民众的途径。

凡是到南京,赵朴初总是嘱咐,“佛学研究,尚待发扬”,“不负仁山先生及其门弟子与历来护持者创业守成之艰难,尤毋负周恩来总理在动乱期间谆谆嘱咐恢复刻经处之至意!”

让肖永明不能忘记的是,2000年5月21日,赵朴初去世,刻经处院内一棵香椿古树茂密的树冠枯萎一半。第二年,枯萎的这一半又复萌抽绿。

赵朴初与南京的另一结缘之地是南京毗卢寺。毗卢寺位于南京汉府街东端的尽头。

南京毗卢寺方丈传义法师主编的《溯流徂源》一书中记述,1931年4月,中国佛教会由沪迁驻毗卢寺,由太虚法师等人主持会务工作,赵朴初任秘书。

太虚法师的办公室设在万佛楼,赵朴初的办公室设在观音楼左侧的一所房子,从1931年到1937年,作为中国佛教会理事的赵朴初在此生活了6年。

毗卢寺至今保存着“原中国佛教会理事赵朴初居士办公室”旧址。

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中,南京毗卢寺与金陵刻经处形同两面旗子,承前启后,相互呼应。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何建明教授称:“在清末,毗卢寺受湘籍南京官员和驻防官兵的护持,并请湘籍高僧前来主持,不仅使毗卢寺从一个小庵发展成南京城的名刹,并与金陵刻经处和祗洹精舍相呼应,毗卢寺也因此成为近代湖湘佛教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一个重要标志。”

何建明还说,民国期间,太虚法师在毗卢寺发起成立“佛教协进会”,拉开了近代中国佛教革新运动的序幕,毗卢寺因此成为中国佛教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发展的重要策源地。

太虚法师的南京之缘

1910年春,21岁的太虚法师就曾到南京祇洹精舍习佛,同时在毗卢寺习《梵网经》。这大约是太虚法师之于南京最早的记录。

两年后,太虚法师又到毗卢寺筹备“佛教协进会”。他这时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在《自传》中,太虚法师详细地叙述了孙中山帮助他建立“佛教协进会”的过程:“我拟会章宣言等,具呈临时政府立案。有社会党员粤人某,系孙总理乡亲,时出入总统府会孙大总统,径偕我造总统办公室谒孙,孙总统令在同座的马君武与我谈话,我与谈佛教协进会的内容,颇荷赞许,回毗卢寺正进行间,遇仁山亦到京。”

太虚不久就提出了“新佛教”的理念,希望佛教与时俱进进行改革。

1928年,太虚生命中比较重要的一年。他见到了蒋介石,并在其赞同下设立中国佛学会筹备处。他甚至一度想设立“世界佛学院”,办公地就在毗卢寺,

这一年8月1日,他在毗卢寺讲《佛陀学纲》三天。他用比较现代的观点解释了佛法的四个核心观点:现实主义的原理、平等主称的动机、进化主义的办法和自由主义的效果。至此,佛教一改清末的教条与隐秘,开始以现代的面目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

到1945年抗战结束后,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已经趋向成熟。他在毗卢寺设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推进中国佛教的改革与进化。在记者招待会中,他也提到佛教徒应全力宣扬教义,“化导人心,改进社会,促进和平。”

“民国时期,南京既为中央政府所在,也理所当然成为全国佛教活动中心,太虚、宗仰、巨赞、喜饶嘉错、章嘉活佛等饱学大德常在此弘法。”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说,毗卢寺实际上成为民国时期全国性的佛教事业管理和联络的枢纽之地。

1988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故地重游,面对经历“文革”后的毗卢寺凄凉景象,颇有感慨,表达了恢复毗卢寺的心愿,并为此多方奔走。同年10月13日,毗卢寺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

此后,毗卢寺内梵音嘹亮,钟鼓齐鸣,昔日伽蓝圣地,渐成一派新的气象。

盛世重光的机会

“佛顶骨舍利在南京请出不是偶然。”南京市社科院院长叶南客如是说,“梁武帝在位期间,甚至四次削发为僧,对佛教尊崇至极。中国历史上近2000年来,南京一直是佛教的传承中心。”

汉传佛教主要有八个大乘宗派和两个小乘宗派,赵朴初曾有言:“在中国成立的大小乘各宗派无不与南京有关。”

叶南客介绍,禅宗初祖达摩“一苇渡江”驻锡浦口定山寺面壁就是在南京,三论宗创立于南京的栖霞寺;天台宗至今视南京的瓦官寺为祖庭;诞生于南京牛首山的牛头宗对禅宗的建立产生过重要影响;律宗中兴于古馨禅师主持的古林寺,古林寺故被称为中国佛教的第一戒坛。

不仅于此,南京还是中国藏圣教圣物最早最多的城市:从三国时期开始,南京先后多次供奉佛舍利,包括佛顶骨、佛牙、佛发等。

“再比如台湾的佛教领袖星云大法师虽是扬州人,他在十多岁时在栖霞寺出家。”叶南客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南京作为佛教中心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认为,南京佛教传入之始即南北兼有,中外互通,且得到统治者高层的宽容和支持,几乎未受到当地的任何抵制,这种态势为后来佛教文化大范围传播奠定了基础。

“中国六大古都唯一在江南的就是南京,其余的都在长江甚至黄河以北。”叶南客解释,兼有龙蟠虎踞之形,作为十朝都会,南京无疑是块风水宝地。

然而,它也有失去护佑的时候。经历太平天国战火,南京佛教文化几乎被摧残殆尽。一直到杨仁山等一干人在金陵恢复佛教文化。

“佛顶骨舍利的出土反证了南京是中国的主要佛教文化中心之一,在证明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南京市社科院院长叶南客说,“南京是世界性佛教中心之一,这一条可以是南京城市的定位。”

“佛教讲仁爱天下,普度众生,这与南京‘博爱之都’的文化内涵相辅相成。”叶南客说,这对于重振南京文化名城的形象有着比较深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

叶南客说, “南京在历朝历代是移民城市,既有输出也有输入,有极强的包容性。它跟佛教慈悲天下、慈悲为怀也有点内在相通,开放、包容,对外不排斥,对内强调和谐共生。”

“南京的寺庙特别多,是因为南京人内心有一种祈和的愿望。”著名作家叶兆言如是说。

在贺云翱看来,南京人个性中深受佛教文化影响。当代有评南京人为“大萝卜”,其实南京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质朴诚信、善良敦厚、平和无争、大度宽容的文化品格,也有千百年佛教文化熏陶的功劳。

“我认为佛顶骨舍利的问世为重新认识和复兴南京的佛教文化地位提供了一次契机。”贺云翱说。■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阿育王塔的请出

本次考古发掘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李长春同志亲笔批示:“可喜可贺”。2008年8月下旬,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单霁翔局长先后到南京市博物馆检查指导大报恩寺遗址发掘,以及铁函与阿育王塔的保护工作。

经初步观测,七宝阿育王塔高度近1.2米,内部为木质胎体,外部用银皮蒙覆,表面鎏金,并大量镶嵌水晶、玛瑙、琉璃等多种宝石。该塔由相轮、山花蕉叶和须弥座三大部分组合而成。塔刹有5重相轮,顶部为球形宝珠。四只山花蕉叶分别位于须弥座顶部四角,其内侧分别浮雕了两座佛立像和两座佛坐像。

外侧则浮雕了一组佛祖诞生、苦修、说法、涅,以及降魔显圣等佛传故事。塔刹与四座山花蕉叶之间皆以长链相连,链上悬铃。塔的主体是位于底部的须弥座。须弥座平面为方形。上、下两端的出涩部分皆浮雕一组佛像,姿势各异。

塔身四面中心部分,分别浮雕了 “萨太子饲虎”、“大光明王施首”、“尸毗王救鸽命”和“须大拿王”四幅大型佛祖本生变相。塔座四面的顶部分别刻有“皇帝万岁”、“重臣千秋”、“天下民安”和“风调雨顺”四字吉语。塔座四隅站立大鹏金翅鸟(即天龙八部之中的迦楼罗)。每面的上部和下部分别錾刻铭文,主要记述捐赠施主的身份、姓名,捐赠的数量,以及变相的名称等。

另外在塔刹根部,山花蕉叶内侧,以及塔座顶部平面之上皆有铭文,提供了十分丰富、重要的文字记载。从整体上看,该塔造型高大雄浑,装饰精美,寓意深刻,代表了宋代佛教器物制作的最高水平。

除七宝阿育王塔,在铁函之中还出土了许多其他供奉的物品。在一个丝织小包中还出土了数百枚形如米粒的舍利子,颜色以白色为主,少量为红色和黑色,推测为碑文中所称的“诸圣舍利”之一。

摘自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南京大报恩寺考古发掘报告》

中国佛舍利地图

“经典有记载,历史有传承,现实有证明”是认定佛舍利的“三大原则”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北京报道

“中国对于佛舍利的系统研究还是一个空白。”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所长黄心川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不过这位国内佛教研究的权威表示,这并不妨碍今日中国正经历一个佛舍利现世的高潮期。

就在6月12日佛顶骨舍利于南京盛世重光后,6月14日赤峰市披露,在辽上京遗址北塔天宫的琉璃瓶内发现48颗佛舍利。

自宋季以来,由于佛教在印度的衰落以及中国佛教的兴起,僧人们已经很难从中土之外大规模带回佛舍利,佛舍利基本都在中国之内迁移。

在这样一个新的传播阶段,佛舍利的瘗藏和出土成为最主要的主题。而最近30年可能是几百年来中国佛舍利现世最为集中的时期之一。

根据公开报道,目前国内出土佛舍利的地方已超过100处,其中仅佛牙舍利就有20多处。

南京发现佛顶骨舍利后,有佛教界人士言:“乱世藏佛、盛世重光”。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通过对多位佛教界、学术界人士的采访,还原属于中国的佛舍利故事。


阿育王送来的佛舍利

黄心川表示,佛舍利何时传入中国在古代文献中的记载并不一致,但最早可以上溯到三国时期,故事的发生地就是南京。

据梁代慧皎所著的《高僧传》,当时一个叫康僧会的高僧以舍利的神奇来吸引孙权。他烧香祈祷21天后,铜瓶中果然出现五彩舍利。孙权令人以铁砧击之,砧俱陷,舍利无损。孙权叹服,即为建塔。于是有佛寺故号建初寺。所谓建初寺,一直被认为是南京大报恩寺的前身。

尽管这一记载存在附会,但在众佛教研究者看来,舍利在三国、魏晋时期可能已经出现在中国。

康僧会以舍利传教的故事记录在敦煌壁画中。它说明佛教传入中国时,一开始就面临着强大的文化抵触,佛舍利作为有形崇拜无疑适合宣扬佛教的传说与精神,“印度、西域有高僧来到中国,并不一定带来舍利的实物,但一定会把舍利作为佛教信仰的一种形式带入。”黄心川表示。

按照讲述佛陀生平的《长阿含经》,释迦牟尼涅后,留下的真身舍利,并被印度境内摩揭陀国等8个国家的国王分别建塔供奉。佛教之中的塔就源自供奉佛舍利。

有关舍利的另一个传说是,公元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阿育王下令发掘佛骨舍利塔,将佛舍利盛入八万四千宝函,分布于世界用以传播佛教。

中国佛教协会寺庙办主任王儒童向本刊记者表示,如果按照中国佛教经典《法苑珠林》等著作的记载,阿育王在中国境内相继建造了“19处舍利塔”。发现佛顶骨舍利的金陵大报恩寺前身金陵长干寺即是其一。

不过王儒童说,很多印度高僧到中国传教时都携带了佛舍利,中国僧人西去印度取经也常携带佛舍利归来。

“最厉害的是北宋。宋太祖信奉佛教,自他开始,以国家的名义在短期内派出大量僧人去印度求法,最多一次有500多人。这些高僧回来总要对皇帝有所交代,不少人就贡献给皇帝佛舍利。我在翻阅古籍时发现,起码有70多个僧人向皇帝作出进献。”黄心川说。

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原主任杨曾文整理,自北宋太祖乾德三年至仁宗宝元二年的74年间,共有45批中印及西域僧人进献了佛舍利,“可以说是历朝罕见,单是佛顶骨舍利就达到了四次。”他说。

“唐代僧人去印度求法是以求佛经为主。宋代更加明确一点儿,就是要舍利。这些高僧带回来的多是佛教七宝:琥珀、琉璃、玛瑙等,其中也不乏沙砾。这些不是佛的真身舍利,但可以替代。”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大报恩寺地宫发掘专家组成员汪海波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出土的舍利80%符合“宋代舍利类型”。

需求巨大的佛舍利

事实上自隋代开始,就已出现大规模佛舍利供奉。“在中国古代的每个盛世,几乎都出现了这样的高潮。”杨曾文说。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浩大的佛舍利分发行为出现在隋文帝时期,并掀起佛舍利信奉的第一个高潮。

隋文帝一统天下后曾三次分发佛舍利,并要求全部110个州都建塔供奉。在第一次分发中,他甚至按照阿育王一夜成塔的传说,要求在他的生日---十月十五这天晚上,同时建成。

但是数量如此庞大的舍利从何而来?这时候出现了“感应舍利”的说法。“隋文帝的仁寿舍利多是感应舍利。所谓感应舍利就是高僧通过长时间的修行,使佛陀附身在上面。有的是高僧舍利,有的是金银器,有的是把佛经的几句话由高僧写下安放在地宫里。”法门寺博物馆原馆长韩金科解释说。

隋文帝之后,唐朝因有8位皇帝亲自迎请佛舍利,成为历史上供奉佛舍利最为高潮的时期。

为了更好地供奉舍利,李唐王朝不仅有皇帝的“八接六迎”,还不惜巨资,对保存佛舍利的法门寺进行扩修,终于在高宗显庆年间完成瑰琳宫24院,占地4平方公里,成为古代中国规模最大的皇家寺院。

然而五代以后,随着政治中心东移,法门寺不再是皇家寺庙。到清咸丰年间,法门寺只剩下20多亩地,俨然一座破败的乡间小庙:一座山门,一座大雄宝殿,一座塔。

法门寺的经历是中国境内诸多佛舍利供奉地的缩影。随着时代变迁和烽火战乱,佛舍利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有传承的佛舍利

佛舍利再次走入人们的视线,大约是1978年之后的事情。根据公开资料,50年代也曾发现少数佛舍利,但按照政府要求秘密保存了起来。

虽然目前各地纷纷出土佛舍利,但是满足“经典有记载,历史有传承,现实有证明”三个条件的却不多,而这是认定圣物的“三大原则”。此次南京佛顶骨舍利盛世重光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再次重申了这些内容。

“三大原则”中最为关键的是历史传承,目前能有相对完整历史记载的只有约7处。包括北京招仙塔的佛牙舍利、陕西法门寺佛指骨舍利等等。

北京招仙塔的佛牙舍利是解放后最早受到政府保护的舍利。据《高僧传》记载,此佛牙舍利由南朝高僧法献西行求法取回,最初供养在南京定林寺。此后历经十余朝,辗转大半个中国,期间或隐或现。

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时,招仙塔被毁,僧人在整理瓦砾时,挖出石函,发现了这一佛牙舍利,悉心保存下来。直到解放后,1957年,中国佛教界发出重新修建招仙塔的倡议,佛牙舍利终于有了永久供奉场所。

在南京佛顶舍利出土前,中国最著名的佛舍利莫过于1987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佛指舍利。

韩金科回忆说,一直到季羡林带领40多名国内专家前往考证前,大多数人仍并不清楚法门寺出土舍利的意义。“大家更关注的是地宫里的文物,那些金子做的东西,还有阿拉伯的琉璃。”黄兴川说。

中央当时曾希望佛舍利收归国家保管,陕西省正在建设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也要接收。佛舍利甚至已经准备运往西安、北京。后几经波折,最终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敲定,就地在法门寺建博物馆保护。

与其他文物相比,地方政府对法门寺佛舍利的态度本来并没有那么积极。佛舍利出土后,只有民政部门的一个科长去现场管理,也没有高级干部前去查看。

黄心川印象深刻的是,90年代初他在西安组织了一次与法门寺佛舍利有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佛教有关的几个国家都安排了大使出席。“一帮大使同时到了西安火车站,西安外事局没有派出人去接待。最后大街上临时找几辆出租车,把他们送到宾馆。”

黄心川发觉,当时地方官员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法门寺已因佛舍利拥有了世界性的影响力。在他们眼里,法门寺仍是一个普通的寺庙。

2002年,台湾高僧星云法师联合全台40多家寺庙给北京写信,申请将法门寺的佛指舍利请到台湾瞻礼。佛舍利在台湾的38天中吸引了五大洲的华人佛教代表,影响巨甚。两岸在法门寺文化的重大发现面前,也显示出新的凝聚力。

法门寺的佛舍利护法团结束台湾之行后没回陕西,直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

2003年开始,在省领导的关注下法门寺规划了3000亩的建设项目。“现在建了1000亩,已经投进去23个亿。去年建成了一座147米高、用来安放舍利的合十舍利塔。”韩金科说。

合十舍利塔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按照“21世纪世界佛教建筑标准”建造的,在国内没有雷同。过去佛塔里有100多平米面积就已经大得不得了。但是它的第一层就有1万多平方米,“比一般的火车站还大”。

修建合十舍利塔的举动在当地看来无可厚非,于学术界却受到不少争议。“这座塔没有中国传统元素,而且要把佛舍利送到塔上去供奉,宗教界也是反对的:舍利需要的是瘗藏,入土为安。”汪海波说。更多的反对声音认为:佛塔被建成了现代的观光楼。

越来越多的佛舍利

尽管批评声不断,法门寺的做法还是得到了很多地方的效仿。

2008年10月,兖州兴隆塔出土宋代佛骨舍利。这个一直低调的山东小城很快就围绕佛教文化规划起了一个高规格的文化园。2010年的招标书显示,兖州兴隆文化园一区B标段的面积就有6304平方米。

前些天,黄心川受邀到兖州考察。他惊讶地发现,兖州几个大寺庙“超出预期的漂亮”。在与兖州相邻的汶上县,因发现佛牙舍利,目前投入也在1亿元左右。

最近5年间,黄心川受邀参加了不少这样相关会议,“全部都是政府出面,市长亲自出来接待吃饭。组织出书,都把专家的文章放在前面,作为见证。”

汪海波说,这种状况在20年前的中国不可想象。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根据有关部门指示,佛舍利更多作为文物,主要注重保护。

但在2000年后,每一次佛舍利出土都打上了“轰动世界,震惊全国”的烙印。但其中相当部分并不符合“三大原则”。

佛舍利多了,“证据”的重要性就显示了出来。山西一个地方曾找专家要求鉴定70年代发现的两颗佛牙,“结果说根本不是人间所有的东西,这个玩笑开大了。”汪海波说,这是一个误区:佛舍利是信仰物,不能牵扯真假之事,“地方政府显然并不清楚这个根本问题”。

虽然有所担忧,但杨曾文认为,只要适当呼吁,对佛舍利出土采取极其严肃、慎重的态度,这一问题还是可以妥善处理。

根据历史记载和中国的文物资源状况,如果把佛舍利大规模现世看作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汪海波则认为,那么至少还会持续10年时间。■

佛教经典中有关佛舍利的记载

舍利,本来是遗骨的意思,通常指佛陀的遗骨,而称佛骨、佛舍利,其后亦指高僧圆寂后焚化的遗骨。《金光明经。卷四》解释为:“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从佛教典籍记载及流传至今尚可瞻仰的舍利可知,佛舍利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未烧尽的遗骨残片,如牙齿、指骨和顶骨等,另一种是《释氏要览》中记述的五色光莹坚固子和白色珠状物。牙齿、顶骨和指骨较稀有,而后者,即所谓“舍利子”居多。

佛顶骨,梵文音译“乌率腻沙”。本指佛顶肉髻,乃佛陀三十二相之一,“顶骨涌起自然成髻是也”(《无上依经》);佛涅后特指顶骨舍利,“顶骨坚实,穷劫不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531),是“八十随形好”之七十八好。

佛典描述不同佛顶骨的形质:《洛阳伽蓝记》卷五记“方圆四寸,黄白色,下有孔”;《续高僧传》卷三记“周尺二寸,其相仰平,形如天盖”;《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记“高五寸、阔四寸许,黄紫色”;《法苑珠林》卷二九记“广二寸余,色黄白,发孔分明”等等。

目前我国已发现的佛舍利主要有七处

北京招仙塔的佛牙舍利(1900年),镇江甘露寺铁塔的舍利(1960年),北京房山云居寺雷音洞的舍利(1981年),陕西法门寺的佛指骨舍利(1987年),辽宁朝阳北塔的佛血舍利(1988年),山东汶上宝相寺太子灵踪塔的佛牙舍利(1994年),杭州雷峰塔的佛螺髻舍利(2001年)。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本文内容由 梁知行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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