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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中医是怎样被淘汰的?

2011/1/28 09:54| 发布者: david92003| 查看: 1167| 评论: 0

摘要: 韩德强:中医是怎样被淘汰的? 作者:韩德强 韩德强:中医是怎样被淘汰的? -------------------------------------------------------------------------------- 2005/09/16  去年11月下旬我在桂林讲 ...


韩德强:中医是怎样被淘汰的?
作者:韩德强   

韩德强:中医是怎样被淘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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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9/16   

 去年11月下旬我在桂林讲课时,连续接到两个电话,都是告诉我,杨德明老师得了肺癌,而且是晚期,能不能想想办法。我的第一反映是找一位好中医。回到北京后,杨老师仍在北大医院接受化疗。一个多月的化疗下来,钱花了六万多,人瘦得皮包骨头。据医生说,化疗延缓了病情的发展,不过最多还有三、五个月时间。好在杨老师头脑还很清醒,我强烈建议杨老师接受中医治疗,杨老师欣然同意。但是,北大医院拒绝接受中医进场治疗,杨老师一时有些犹豫。后来,科技部中医战略课题组的朋友推荐了王文奎医师,终于决定转出北大医院,单独接受中医治疗。一个多月后,我在家接到杨老师的一个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最新一次胸腔积水化验结果发现,积水中的癌细胞已经消失了,而原来在北大医院化验时,积水中癌细胞密度很高。现在,饭吃得下了,睡觉也有改善,精神状态好多了。这个好消息在朋友们中间立刻传开了,一位朋友说,看来,接受中医治疗是一个战略转折点。



  我为什么对中医情有独钟呢?起因是5年前我母亲得胃癌去世。她的胃癌发现得很晚,多次做胃镜以为只是一般性的胃炎,最后一次从绍兴到北京来做胃镜,才发现癌细胞。北京肿瘤医院的一位大夫认为可以动手术切除,但一打开发现已经广泛扩散,只好合上等死。这期间,我目睹了母亲的痛苦万状,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为什么西医一定要找到癌细胞才能确诊病情?在没有胃镜的时代,西医怎么诊断癌症?不能诊断,又怎么治疗?西方古代和近代的人得了病怎么办?



  这样,我逐渐发现,20世纪西方医学界的进步首先是在诊断手段上。然而,严格地说,这种诊断手段的进步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而不是医学的进步。例如,小肠镜是一粒类似感冒胶囊的东西,实际上是一架自带光源的微型摄像机,能够把小肠内部的情况拍摄下来,并通过无线电波传递到身体外的接收器上,再将接收到的信号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这是医学的进步吗?还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大医院最先进的诊断设备,如CT、彩色B超、核磁共振等等,全都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当然,光机电技术不仅应用于诊断,还应用于治疗。我有一位搞计算机的朋友,发明了一种电化学治癌仪。当时我很惊讶,一个根本不懂医学的人,怎么可能发明治疗癌症的仪器呢?现在明白了,治疗癌症的人并不需要懂得癌症的发病原因,亦即不需要懂得医学,只要能找到某种杀死癌细胞的技术手段就可以了。发明X光、CT、肠镜、胃镜的人,我相信都不懂得人体的复杂性,都只把人体看成一架由无数零部件构成的机器。用X光照射人体,就像海关用超声波探测集装箱里的走私货物一样。



  西医第二大给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外科手术。20世纪的外科对于人体的骨胳、肌肉、神经、血管和各种器官的细微结构研究得更清楚了,然而,在人体观念上,仍然是19世纪尸体解剖学的观念,即把人体看成是一架静止的、结构复杂的机器,对于人体内部各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则完全缺乏了解。例如,有的人由于长期心情忧郁而导致胃溃疡甚至胃癌,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刻打开人体,外科技术能够发现这种联系吗?外科医生只能看到人体某一时刻的状态,严格地说,甚至某时刻都看不到。由于人体被打开,人体内部的各种状态就发生了重要变化。打个比方说,人体是一条奇妙的不停运动的河流,外科医生甚至一次都不能踏进这条河流。非要踏进去,则河流必将发生改变。所以,外科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只能解决骨折等瞬间性、局部性的疾病。有人可能以为,对于那些长期积累形成的性病变.html"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器质性病变,外科也是挺有效的呀,比如心脏搭桥,比如肾脏移植。但是,如果能够了解器质性病变的发生、发展机理,中断甚至逆转这一进程,为什么要开刀呢?要知道,开刀并不能消除导致器质性病变的原因。这部分胃切除了,可能下一部分的胃又出问题了。这个肾换了,另一个肾又坏了。外科技术如此滥用,这究竟是病人的福音,还是病人的祸根?正如杨老师的肺癌,如果有药物可以使癌细胞转化为正常细胞,为什么要开刀,为什么要化疗、放疗?究竟是只能靠开刀算医学,还是能够诊断病因、病机,调动人体自身免疫功能的中医算医学?



  西医给人印象深刻的第三大成就是抗生素。现在通过肠镜、胃镜、CT、核磁共振,诊断结果出来了,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例如,结肠部分发现了一处炎症。为什么会发炎呢?按照中医理论,炎症只是一个结果,是人体内外部环境发生某种失衡的结果。只要调节好平衡,即调节好阴阳、寒热、虚实等平衡,炎症自然就消失了。问题表现在局部,但原因可能在整体。问题表现在结肠,但原因可能在脾胃。这是对病情因果关系的一种整体论观点。但是按照西医的原子论观点,结肠发炎肯定是由于某种细菌引起的,只要找到能够专门杀死这种细菌的某种抗生素,炎症就会消失。正是按照这种理论,西医在20世纪发明了无数种抗生素、消炎药。现在医院药费收入中各类抗生素的销售额大约占40%-50%。怎么知道某种药物能够杀死某种细菌呢?化学合成药物,在小白鼠身上做动物实验。因为人和小白鼠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能够杀死小白鼠身上的细菌,就能够杀死人身上的细菌。如果找不到某种特定的化学药物呢?病人就只好等待最新实验成果了。事实上,据我所知,西医至今就没有找到治疗结肠炎的特定抗生素。靠一些广谱抗生素,服药时好了,药一停又犯。进一步,就算找到了某种特效抗生素,还会产生副作用。人体内部是一个百万细菌的生态俱乐部,抗生素杀死某种致病细菌的同时,也会杀死起正常作用的其他细菌,破坏人体内部的各种微妙的转换和合成机制,产生广泛的副作用。更加麻烦的问题是,细菌与抗生素之间还会“博弈”。很多人知道棉铃虫杀虫剂的故事。一些棉铃虫被杀死了,另一些具有抗杀虫剂能力的棉铃虫生存下来,继续繁衍,需要研制新的杀虫剂。正是这种机制,迫使中国产棉区从华北平原迁移到新疆地区,因为山东一带的棉铃虫具有抗药性,而新疆地区的棉铃虫还不具有抗药性。同样,一些致病细菌被抗生素杀死了,另一些具有耐药性的细菌又产生了,需要研制新的抗生素。由此,我以为,这第三大成就即种类繁多的抗生素的研制,实际上是化学的进步,而不是医学。化学的进步还表现在化验技术上,通过对人的各种体液如尿、血液、唾液等的化验分析,统计出人体的正常值和异常值。



  综上所述,20世纪西医的成就主要是靠光、机、电、化学、生物学等技术手段取得的,在医学观念上,则仍然停留于19世纪的原子论和机械论上,因而对人体内在的整体性、变化性还一无所知,对于解决复杂疾病无能为力。相反,在缺乏光、机、电、化学、生物等技术手段的古代,由于在人体哲学上持整体的、变化的观念,中医能够解释病因和病机,并发展出相应的治疗手段和药物,能够治疗复杂疾病。事实上,我自身的结肠炎就是靠中医治好的。究竟什么时候好?靠什么药治好?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吃了一段时间中药后,再做肠镜,就找不到炎症处了。一位朋友听我讲了对中西医的看法后,告诉我一个发生在他夫人身上的故事。10年前,他夫人也得了癌症,西医告诉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位朋友病急乱投医,找到东直门中医院的施汉章大夫。病人已经失去信心,没敢去医院。就凭口述病情,施大夫开了处方。一个多月后,病情明显好转。现在,他夫人还活得好好的。去年春节,我们两家还一起吃了饭。一旦认识到中西医在人体哲学上的不同,我便对中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终生抱憾!母亲生病时,我还不懂比较中西医优劣长短,我还像普通人一样迷信西医。如果西医宣布一个人的死刑,那就是科学在宣布一个人的死刑。现在我知道,西医宣布死刑,常常是西医在宣布自己的无能,是西医在宣布自己的人体哲学的错误。我甚至认为,西方医学体系在错误的人体哲学支配下,正在从错误走向更深的错误,其具体表现就是从细胞生物学(产生抗生素理念)走向基因生物学(寻找犯罪基因、疾病基因),从基因生物学走向分子生物学。这是西方医学的原子论思维的继续。如果病因不能在细胞层被找到,就到基因层去找;如果基因层找不到,就到蛋白质层次去找。这样,很可能就根本上颠倒了疾病的因果关系。现在,医学院的学生都把分子生物学当作未来医学的至高点,甚至一部分中医学院的学生也如此,这是非常值得担心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可能离单细胞生命越近,而离人体越远。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有强烈的原子论倾向。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人体就是细胞决定整体,基因决定整体,直至分子决定整体,原子决定整体。窃以为,他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社会运动。在新中国,原子论的思维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传播的。



  更让我担忧的是,如此幼稚的原子论、机械论的人体哲学,居然统治了全世界的医学界。西医把自己宣布为唯一的科学,扼杀其他各种整体论、运动论的人体哲学指导下的传统医学,特别是扼杀中医。如果在西医治疗下病人死了,这是病人该死;如果在中医治疗下病人死了,这是医疗事故。如果在西医治疗下病人好了,这是西医的科学性、必然性的结果;如果在中医的治疗下病人好了,这是偶然的、无科学根据的、不可重复的奇迹。



  更加严重的是,即使中医能够按西医的统计标准可重复地治疗疾病,西医还是傲慢地拒绝承认。2003年的SARS疫情在广州爆发时,广州普遍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疗效非常明显。到2003年5月中旬,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50余名病人,无一例死亡,平均退烧时间3天,且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而钟南山院士所在的西医型医院治疗的117名病人,有10人死亡;其中有71名病人接受中医介入治疗,仅一例死亡。也就是说,在人称“抗击非典第一功臣”的钟南山领导下的医院里,接受纯西医治疗的46名病人中,有9人死亡。同样值得提及的,接受中医治疗的病人没有后遗症,而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则大量出现肺部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症。治疗费用对比也极其明显。北京小汤山医院的西医治疗调集了亚洲地区各国的呼吸机,每台呼吸机用完后就被焚烧销毁,仅此一项每人花费即达上万元。本来,广州中医治SARS疗效明显,应该可以在北京推广。但是,由于SARS后来被定为传染病,按规定病人只能由传染病院收治,北京各中医院就不敢收治病人了。因为没有哪个中医院的的领导敢保证,中医治疗不死人。西医治死多少人都是允许的,中医治死一个人就是医疗事故。按照西医理论,治疗SARS,需要研制出特效抗生素。然而,在至今仍无特效抗生素的情况下,某些领导机关仍然只允许西医治疗SARS,这就是非常令人奇怪的事了。



  由此我甚至激愤地联想到,***功不允许信徒在生病时去医院治疗,西医不允许病人在西医治不好的情况下接受中医治疗;***功可以用信仰的名义宣布信徒的死亡为上层次,西医可以用科学的名义宣布病人的死亡为天命;这两者的逻辑为什么竟然如此相似?难道我们都是西医的信徒?难道我们都是西医的人质?谁把我们的生命权交给西医的?***功信徒还有一次选择,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则是生下来就别无选择,就天然地成为西医的信徒?



  昨天,我在电话中向一位朋友推荐王文奎大夫。这位朋友的父亲得了肺炎,也在北大医院接受治疗。肺炎固然有所好转,但其他脏器却出了问题。通话快结束时,我突然意识到,社会上的确普遍存在着西医迷信。如果作为儿女让父母接受中医治疗,父母和亲友都会私下里认为是孩子不孝。可悲啊!可惜啊!



  中医沦落到这个地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从直接原因看,因为中医里的良医少,庸医多。一剂中药几十味,像霰弹枪打麻雀,瞄得不准,总有一味对症的。一些病人也相信中医,特别是在中小城市和乡镇农村,由于中医医疗费用低,受大城市的西医至上论的污染少,找中医看病,但是常常找的是庸医。虽然一时治不死病,但也治不好病。一来二去,病人失去了对中医的信心,还是找西医开刀动手术,搞“暴力革命”。



  然而,庸医为什么会这么多呢?这又与中医的西医化培养有关系。中医需要靠师传。因为中医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其中有无数层矛盾在发生作用,有主要的(系统级),有次要的(器官级),有二次要的(组织级),有三次要的(细胞级)。每一级矛盾中,有又主要矛盾至次要矛盾多个层次。其中每一对矛盾单独解决都比较容易,都有一定的章法可循。但是不同级别的不同矛盾相互作用,怎样能够辨证施治呢?单一的原则不行,多个原则在一起相互打架还有原则吗?所以,需要原则间的平衡、协调,需要找到主原则和次原则,理清阳和阴的关系。每一个病人的病情不同,即矛盾关系的组织不同。同样的病症,其病因可能完全不同;同样的病因,其表现的部位和方式也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培养中医就像培养国家总理,既需要靠临床实践,也需要靠师传。这才有“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说法。中医用药讲究君臣佐使的配伍,君药攻主要矛盾,臣药加强君药的力量,佐药攻次要矛盾并克制君药的毒副作用,使药调和药性。这就像整顿一个管理混乱的企业,不但要撤换主要领导人,整顿士气,调整市场战略,开发新产品,加强质量控制,还要循序渐进,防止在整顿期间失序,造成资金流失,客户流失,技术流失,亦即要懂得安抚人心,注意打击一小撮,保护大多数。所以,单纯学院式的中医培养只能培养解决单一型问题的科级干部,培养不了总理。这种科级干部,就是那些守着一、二张方子吃一辈子的中医。这种中医守株待兔,碰到病情对他的方子了,他就成“神医”了,对不上,就成庸医了。从外部统计角度看,病人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庸医。真正的良医用药以变应变,出神入化。如1957年,北京流行乙型脑炎名医蒲辅周先生治好了167例脑炎,用了98个不同的处方。然而,西医领导的卫生部居然认为,正因为每个处方解决了不到2个人的问题,所以蒲先生的医术没有统计意义!用西医的这种机械论方法来领导、评价中医的整体论,如同让幼儿评价成人行为一样,可笑复可叹。



  用西医的模式改造中医的结果是,据估计,解放初全国大约有良医5000名左右,到现在只剩下500名左右。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按照卫生部颁布的《执业医师法》,那些没有学历、不懂得外语、却长期行医、声望卓著的中医师,将得不到营业资格。本文多次提到的王文奎大夫,严格地说,就没有卫生部认可的行医资格。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怎么到了医疗问题上,却成了西医是科学和真理的化身,有资格否定其他医学呢?



  事实上,西医承认的只是原子论、机械论的科学,是牛顿力学时代的科学。遗憾的是,尽管牛顿力学开创了力学新时代,但其影响却过分扩展了。真理往前走一步便是谬误。自从牛顿力学诞生起,西方思想界和医学界便沉迷在牛顿力学中。思想界的洛克、斯密,其中一定程度上包括黑格尔和马克思在内,都深受牛顿力学影响。然而,牛顿力学只适合一个确定的、可逆的、机械的、可分割可孤立(原子论)的宏观物理世界。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事实上很快就超越了牛顿力学世界。热力学、化学、生物进化论、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发现打破了这个确定的、可逆的世界,带给我们一个高度复杂的、不可逆的、偶然性的世界。但是西方医学界完全与自然科学的变化相隔绝,停留在牛顿力学时代。所以,从事系统论、控制论工作的大科学家钱学森曾经说过(大意):西医处于幼年时期,再有四五百年才能进入系统论,再发展四五百年才能到中医的整体论。



  然而,尽管中医和中国文化.html"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传统文化对人体和社会的认识都可能远远领先于西方,但是,近代中国被用牛顿力学思想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打败了。本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完全可能解决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问题,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社会被慈禧这样的“庸医”所统治,缺乏“中学之体”,在甲午海战中再度失败。全国舆论不分“庸医”“良医”,抛弃了“中学”,掀起全盘西化的浪潮。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以“中西医难兼采”为由,“决意废弃中医,不用中药”。1929年南京政府以“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开展”为由,通过“废止旧医案”。这些举措虽然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偃旗息鼓,但是,仍然给中医以巨大打击。解放后,尽管毛泽东倡导中西医结合,但是由于卫生部基本上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中西医结合的结果是西医为主结合了中医,使中医沦为二等公民。80年代后,全盘西化论再度甚嚣尘上,中医从二等公民再退而成为三等公民,甚至面临被灭绝的危险。



  实际上,真正的中西医结合只能是“中医为主,西医为辅”。中医可以防微杜渐,将绝大部分病情消灭在萌芽或成长状态,到病情发展到完全不可逆转的阶段,再用西医的“暴力革命”。至于何种病情为完全不可逆转,则需要取决于中医的治疗水平。对于像王文奎这样的医师来说,肺癌晚期仍然可以逆转。对于技低一筹的中医(也是良医,但医术水平稍低)来说,肺癌早期和中期可以逆转。如此,则可能形成一个以少数杰出良医,多数普通良医形成的中医网络,以远低于西医的成本,覆盖全国城乡。



  同病相怜,猩猩相惜。在医学界,中医是非主流。在经济学界,我也是非主流。非主流的体验是相似的。在经济学界,一个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博士,尽管他对经济史一窍不通,尽管他对经济和社会的复杂性毫无了解,但他可以玩弄统计数据做模型,可以写文章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可以凭借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名声对经济政策指手划脚,就像一个学习分子生物学的医学博士可以对一个病人任意处置一样。经济被搞坏了,病人被治死了,他们却是科学的化身,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他们责怪病人不是他们的典型病人。



  呜呼!不如归去学中医。

本文内容由 启玄子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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