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运动不断高涨

    20世纪初年，比起半年前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大地上沉寂得仿佛要人窒息。这是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一场新的革命风暴就要席卷古老的中国大地。资产阶级革命派广泛传播民主革命思想，革命团体的相继建立，集结革命力量，准备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1．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

    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推行所谓的“新政”，企图苟延残喘。兴办学堂和奖励留学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内容。从新式学堂出身或留学归来的学生接受了资本主义“西学”、“新学”的熏陶，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许多青年被培养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少人实现了从封建文人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出现给近代革命事业提供了一支新的力量，他们的爱国思想日益发展，逐渐以各种方式为振兴中华而积极行动起来，逐步从爱国走向革命。

    1900年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以及孙中山和革命派的共同努力，在国内外掀起了出版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翻译著作，创办革命报刊，发行革命书籍，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热潮。

    20世纪出年出版发行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译著，除了严复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陆续翻译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穆勒的《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以外，还有杨廷栋译的卢梭《民约论》、颜慧庆译的《理财学课本》、蔡元培译的科培尔《哲学要领》，以及大多由出国留学生翻译的《政治学》、《经济通论》、《美国独立战争史》、《万国宪法比较》、《葡萄牙革命史》等书。这些译著的出版发行和广为流传，极大地冲击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传统思想观念，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不再追求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国“彼得变政”等模式，走上了“美国独立”、“法国革命”等民主革命的道路。

    在翻译出版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等方面书籍的同时，革命派及海外留学生和国内知识界还掀起了创办革命报刊，宣传革命的热潮。当时革命派活动的主要基地和新型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国外主要是日本、美洲、南洋，国内则是上海、广东及香港等地区，革命书刊的发行地也大多数集中在这些地区。特别是1903年至1904年间，革命书刊如雨后春笋，遍及各地。

    在日本，截至同盟会成立前，留学生继创办《译书汇编》、《开智录》、《国民报》之后，又先后创刊发行了许多宣传革命的刊物。主要有：1902年11月，杨守仁、黄兴等创办的《游学译编》，鼓吹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1903年1月，刘成禺、李书城等创办的《湖北学生界》（后改名为《汉声》），革命刊物以省命名并由同乡会主编以次为首创；1903年2月，孙翼中、蒋方震等创办的《浙江潮》，积极宣传民族革命思想；1903年2月，直隶留日学生的《直说》，载文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1903年4月，秦毓鎏、黄宗仰等创办的《江苏》，宣传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它与《湖北学生界》、《浙江潮》一样，是留日学生积极鼓吹革命，反对保皇派的重要刊物之一；1905年6月，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田桐等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以宣传爱国主义，使中国成为20世纪亚洲乃至世界第一强国为宗旨。

    在美洲和南洋等地，《檀山新报》经孙中山1903年9月改造后，成为檀香山兴中会机关报。随后，孙中山又于1904年将美洲洪门致公堂机关报《大同日报》，从保皇派手中夺回，改造为宣传革命的阵地。同年，革命派在新加坡创办了《图南日报》

    在国内，截至1905年，上海创办的革命报刊有《大陆》、《童子世界》、《国民日日报》、《中国白话报》、《俄事警闻》、《女子世界》、《二十世纪大舞台》等，另外有的旧式报纸如《苏报》，这时也转而积极鼓吹革命；广东及香港地区的革命报刊，继1900年1月在香港创办的《中国日报之后》，又先后创办发行了《岭东日报》、《亚洲日报》、《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等。沿海和内地其他地区的革命报刊有：《觉民》、《萃新报》、《重庆日报》、《俚语日报》。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摧残破坏下，这些刊物有不少被迫先后停刊，但民主革命思想汹涌澎湃，不可遏止，此报停，彼报出，革命思想深入人心。

    在创办报刊的同时，革命派还建立了自己的印书馆，如镜今书局、东大陆图书局、国学社等，印刷革命书报。作新社、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大同书局也竞出新书。由革命派编撰和翻译出版的革命书籍，不下百数十种。它和革命报刊一样，不胫而走，畅销国内外，在传播革命舆论，激发民族革命思想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宣传革命的读物中，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启发人们的民主觉醒，组织和壮大革命派的队伍，推动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作用最为显著。1903年5月出版的《革命军》，在短短的一二年内，各地翻印达二十余版，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像一颗精神炸弹，其惊世骇俗，震聋启聩的威力，是无法估量的。《革命军》一书的出版，对人们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跃进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革命军》与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成为革命志士必读的教科书。

    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缩小了保皇派的市场，扩大了革命阵营，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为众多革命小团体的出现以至同盟会的成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预示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

    2．革命团体的相继建立

    随着民主革命队伍的壮大，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国内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1904年前后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同盟会成立前的众多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中，除孙中山在国外较早创建的兴中会外，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是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科学补习所和浙江的光复会，而华兴会的创建者黄兴又是当时最有威望的革命领导者之一。

    黄兴出生于地主家庭，190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两湖书院。1902年春，声势显赫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把这个“高才生”选派去日本留学。1902年11月，黄兴在东京与好友杨守仁共同创办以译文为主的《游学译编》，传播民族民主革命思想。1903年春，黄兴回国，6月回到故乡长沙，借在明德学堂教书为掩护，鼓吹民族思想，暗中策划革命。

    1903年11月11日，黄兴以过30岁生日为名，邀约陈天华、秦毓鎏、章士钊等十多人，商议筹设革命团体等事项。会上决定成立华兴会，对外则声称集股筹组“华兴公司”，以“兴办矿业”。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公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华兴会很快就发展到五六百人，会员绝大多数是从日本留学归来和在国内学堂毕业或肄业的知识分子。为了扩大势力，黄兴积极与军界和会党联络，筹备长沙起义。由于缺乏经验，长沙起义计划泄露，10月26日黄兴潜出长沙，逃往上海。大批华兴会骨干纷纷走避东京，为同盟会的成立直接提供了领导和群众两方面的条件。

    华兴会对湖北革命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宋教仁在华兴会成立后，回到武昌参与科学补习所的组建工作。1904年5月，湖北革命志士张难先和前来武汉避难并一起加入新军的原华兴会会员胡瑛，联络军界同道，与学界反清革命的吕大森等12人，在武昌斗级营同庆酒楼开会，商议组织革命团体，并推定吕大森起草章程，决定团体名称为科学补习所，会员要“以心记之宗旨‘革命排满’四字为主”。

    1904年7月3日，武汉军、学两界30余人集会，科学补习所正式成立，吕大森任所长，胡瑛任总干事，宋教仁任文书。7月，黄兴由上海到武汉，科学补习所开会欢迎，黄兴告以华兴会准备在11月16日起义，所员都表示赞同，约定湖南发难，湖北响应。长沙起义失败后，10月20日，清政府军警搜捕科学补习所，由于事先得到黄兴的紧急通知，军警一无所获，但科学补习所的活动从此被迫停止。

    科学补习所是湖北最早的重要革命团体，它的活动的重点一开始就放在新军方面，并作为经验保留下来，形成20世纪初湖北地区革命运动的一个传统。对于武装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这是革命事业的一个好的发端，为后来的辛亥武昌新军首义成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当两湖地区资产阶级革命派相继创建革命组织并积极开展活动时，江浙地区的革命党人也积极联络会党，策划革命活动，1904年冬在上海成立革命团体光复会。

    早在1900年，杭州求是书院爱国师生曾组织过一个研究时事的小团体“浙会”，不久改称“浙学会”。1901年，“浙学会”大部分会员或东渡日本，或去上海，相继投身于东京留学生和上海中国教育会及爱国社等组织的爱国革命活动。1903年10月和11月，“浙学会”部分成员在东京两次集会，密议如何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回国策动武装起义。

    1904年初，“浙学会”会员陶成章和军国民教育会成员魏兰回国，着手分头联络会党。同年10月，陶成章来到上海，与先期来这里组建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龚宝铨密商，决定根据东京浙学会原议，组建革命团体。当时，章炳麟已在狱中，只有蔡元培声望最高，准备推为首领，以利号召。随后，先由龚宝铨与蔡元培商讨，决定扩大暗杀团组织。1904年10月，暗杀团改名为光复会，又称复古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蔡元培任会长。蔡元培提出邀陶成章参加。尚在狱中的章太炎通过蔡元培，参与了光复会的筹建，并加入了该会。在陶成章的影响下，绍兴商学两界革命志士和各属会党头目纷纷加盟入会。1905年初，徐锡麟到上海见蔡元培，也加入光复会。秋瑾先加入同盟会，从日本回国后经徐锡麟介绍入会。光复会在浙江迅速扩张了自己的势力。

    除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几个规模和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外，1904年前后国内各地还陆续成立了其他一些爱国团体和革命小团体，如上海的旅沪福建学生会、对俄同志会、上海青年学社，安徽陈独秀等人组织的励志学社，广东有朱执信等组建的群智社，等等。1904年前后国内革命团体的大量涌现，预示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

    3．同盟会的成立及其纲领

    革命小团体的涌现，尽管数量众多，却难以采取足以推翻清王朝的大规模集中统一行动，形势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最孚众望的革命领袖出面，把各地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将革命运动有力地推向前进。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由于首倡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在国内外革命青年中享有极高的威望，自然成为众望所归的共同领袖，成为足以团结各方面革命力量的中心人物。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革命知识分子作用的明显加强，使孙中山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孙中山流亡海外，心向祖国，密切注视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不断探索着革命前进的道路。孙中山不仅为建立统一革命组织扫除了思想障碍，准备了明确完整的民主革命纲领，而且联系和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总结出了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经验。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到达日本横滨，很快就前往留学生集中的东京。在东京，孙中山找到了留学界享有很高威望的黄兴，商定与华兴会联合的问题。孙黄会见确定了兴中、华兴等会联合建立全国性革命政党的决策。7月28日，孙中山又与华兴会的骨干宋教仁、陈天华等会谈。会谈中，孙中山始终着重地强调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对革命发展的重要意义。7月29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共同商议华兴会会员参加同盟会一事。经过激烈的讨论，在东京的大部分会员决定参加同盟会。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各省倾向革命的留学生，在东京举行建立同盟会的筹备会，商讨组建统一的革命组织问题。到会的有70余人，包括来自17省的留学生。会上，孙中山、黄兴等先后发表演说，分析当时形势，痛陈革命大义，阐明进行革命的方法和组建统一革命组织的必要性。经反复磋商，最后确定组织名称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同盟会筹建工作至此大体就绪。

    8月13日，东京正是盛夏季节，在结构精巧的富士见楼，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这是孙中山到日本后第一次在盛大的留学生集会上公开露面，也是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前夜由它的领袖向广大群众宣布政见的重要政治活动。到会的有1300多人，还有数百人伫立在街旁仰望楼上。这样的盛况，对于东京留学生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孙中山发表了富有政治远见和强烈鼓动性的演说。一开始，他就热情洋溢地对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作了充分的估计，接着分析中国只是在近代才落后西方。他充满民族自豪感地预言，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批评君主立宪主义和无所作为的悲观论调，热烈地号召中国人民下定决心，鼓起勇气，迎头赶上，不惜以流血为代价，“以谋独立而建共和”。孙中山慷慨激昂的语言，深深地感染了到会的听众，经久不绝的掌声显示了留学生对孙中山倡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决支持。欢迎孙中山的大会，敲响了同盟会正式宣告成立的钟声。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到会的有百余人。大会修改并通过了由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负责起草的章程草案，确认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规定凡其他革命团体宗旨相同而有愿意联合为一体的，概认为同盟会会员。章程规定，同盟会本部暂设东京，本部机构遵循三权分立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大会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选出黄兴任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协助孙中山筹划一切，主持本部工作。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最初就是十六字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26日，孙中山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明确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所含内容，即孙中山所说的民族革命。具体含义是主张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建立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国内个民族的平等。在用民族主义概括阐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时，孙中山注意强调“驱除鞑虏”，实行民族革命，并非是遇到不同民族的人便排斥他，指出革命党人并是恨所有满洲人，而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

    民权主义即“创立民国”，也就是孙中山所要进行的政治革命，在同盟会纲领中居于核心地位。民权主义主张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同时，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强调实行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是革命党人统一的任务，必须在进行民族革命的同时进行政治革命，不能分成两次进行。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

    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按照孙中山的解释，即鉴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贫富两极分化，劳资尖锐对立，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中国在革命成功后，应立即解决土地问题，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一次性完成，以防止西方社会种种弊端在中国重演。

    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国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诞生，使全国革命从此有了一个指挥中心，成为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新起点。同盟会本部成立后，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首先抓紧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国内外支部、分会的组织建设；二是《民报》的创刊和对保皇派的论战。同时，也为新的武装起义做了积极的准备。

    4． 革命派同保皇派的论战

    正当孙中山准备重整旗鼓，把革命队伍重新组织起来的时候，却与保皇派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和交锋。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集中力量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这是继戊戌变法以来，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次大辩论以《民报》的创刊为正式发端。1905年11月出版的《民报》第1号，除孙中山的《发刊词》从正面阐发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外，其余文章大多是从不同角度对保皇派进行批判。1906年4月28日，《民报》作为“第三号号外”单独印行《〈民报〉与〈新民丛报〉辩论之纲领》，正式揭开革命派和保皇派之间大论战的序幕。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关于民主革命的辩论，实际上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就开始了。从1905年秋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机关刊物《民报》的问世，辩论才达到全面决战的火候。革命派和保皇派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外内外20余家报刊先后投入论战，从1905年至1907年，辩论持续了两年之久。革命派和保皇派辩论的核心是——中国往何处去？内容涉及很广，但实际上主要是围绕孙中山提出和阐发的同盟会纲领进行的，即集中在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三个方面的问题上。

    在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政府的问题上，保皇派蓄意抹杀清政府对内残酷镇压、对外投降卖国的客观事实，美化清政府的统治；危言耸听地宣传革命不仅要造成连年战争，血流成河，而且会招惹帝国主义的干涉，导致“灭亡中国”的惨祸。革命派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批判了保皇派为清政府辩护、诽谤攻击民族革命的种种荒谬论调，揭露清王朝对内进行严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对外奉行屈膝投降的卖国政策，结果把中国搞得四分五裂，鲜血淋漓。革命派义正词严地宣布：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自由和社会的进步，就必须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动卖国的清政府。

    在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问题上，保皇派认为，中国不仅不能实行民主共和，甚至也不可以立即实行君主立宪，而只能先实行开明专制，中国社会必须由君主专制的“据乱世”，经过君主立宪的“升平世”，然后才能进入民主共和的“太平世”。革命派阐明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建设一个民主共和国。革命派在广泛宣传民主共和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划清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

    在要不要改变土地制度即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的问题上，保皇派明显地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美化封建土地制度所有制。革命派坚持社会革命不仅可能与政治革命并行，而且应该与政治革命并行，阐明了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性和积极作用。

    革命派和保皇派的论战，进一步划清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扩大了民主革命阵营，致使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日益深入人心，而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则陷入了极端孤立的境地。1907年7月，梁启超在无可奈何中，将《新民丛报》草草收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5．革命派的武装起义

    中国同盟会一成立，就着手准备武装起义。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同保皇派进行激烈论战的同时，大力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对清王朝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从1906年到1911年4

    4月，革命党人连年不断地发动武装起义，较为著名的就有10余起，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

    1904年，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洪江会首领马福益次年被清政府杀害。他的牺牲，大大加深了会党对清政府的愤恨。当地会党继续图谋举事，为马福益报仇。与此同时，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在长沙等地广泛地开展爱国革命活动。1906年春，留日学生蔡绍南随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归国回到湖南。到后不久，刘道一集约革命志士蒋翊武、刘崧衡等几十人在长沙水陆洲船上聚会，商讨发动起义。会后，刘道一留长沙全盘负责筹备工作，蔡绍南回萍乡上粟市原籍，同原先在那里从事联络会党工作的魏宗铨会合，加紧进行活动。

    蔡绍南、魏宗铨在萍浏澧三县交界的麻石设立活动机关，秘密发展势力，拟定1907年初发动起义。由于清政府地方官吏事先觉察萍浏澧地区的群众反清活动，1906年10月7日，萍浏澧三县官厅派兵勇，突袭麻石，麻石被迫于12月3日提前举义。12月4日，萍浏澧起义爆发，起义军称中华国民军华南革命先锋队。起义军在十几天时间里，迅速发展至3万人，主力是会党和安源煤矿工人，另外有大量贫苦农民和防营士兵参加，声势浩大，长江中下游为之震动。清政府先后调遣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四省军队，加上地方驻军以及地方“团勇”不下四五万人，围剿起义军。美、英、德、日各国派军舰驶至岳州，威胁起义军，为清朝的反革命军事围攻壮胆助虐。萍浏澧起义军面对优势的敌人，进行了英勇的顽强的战斗，但由于起义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加之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终于在1907年1月上旬宣告失败。

    当刘道一、蔡绍南筹划湘赣边境起义时，孙中山则继续经营两广，力图在那里突破，据两广以进取长江，然后大举北伐，推翻清王朝的统治。1907年3月，孙中山在河内设立筹划粤、桂边境起义的总机关，积极准备在广东潮、惠、钦、廉四府同时举义。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从而演化成了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不到一年时间里首尾相连的6次起义。1907年5月，广东潮州饶平县黄岗镇爆发起义，成立军政府，发布檄文，宣告同盟会宗旨，清军闻讯赶来镇压，义军苦战数日宣布解散。黄岗起义时，6月2日，惠州七女湖会党夺取清军防营枪械，宣布起义，起义军坚持战斗10余日，因弹药缺乏，自行宣布解散。9月1日，钦廉地区防城起义，宣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中旬起义失败。防城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活动的重心转向广西。1907年12月2日，镇南关起义，孙中山偕黄兴、胡汉民奔赴前线，亲自指挥坚守御敌。但因粮械匮乏，援军断绝，起义军被迫撤至越南境内。镇南关起义失败后，革命党又于1908年3月发动了钦州马笃山起义，1907年4月举行云南河口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至此，孙中山在西南边境发动的武装起义宣告结束。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利用安徽省高级大员参加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机，双抢击毙巡抚恩铭，乘乱率领学生占领了军械库，意欲夺取武器弹药，未能成功。徐锡麟被捕，第二日被清吏剖腹挖心，残忍地杀害。安庆起义失败牵连了大通师范学堂，秋瑾在7月14日被捕，次日英勇就义。

    1908年11月，安庆马炮营新军起义是新军起义的开端。11月19日，在熊成基的率领下，安庆马、炮等营新军士兵按期起义，应者千余人，猛攻安庆城，数次冲锋，伤亡惨重，后退至庐州，孤军无援，不堪再战，宣布解散，起义失败。1910年1月，因人告密，熊成基被捕遇害。安庆新军起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倪映典避走广州，同盟会南方支部即派他打入清营，在军队中发展革命力量。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在广州城郊炮兵第一营起义，汇集约3000人，分三路向广州城发起进攻。倪映典被诱骗前往谈判遇害，起义军弹药匮乏，起义失败。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建议黄兴再次在广东发动起义。1911年1月，起义领导机构统筹部在香港成立，黄兴、赵声分任正、副部长。统筹部于4月8日召开会议，决定4月13日正式起义，赵声、黄兴任正、副总指挥。由于广州地方当局加强防范，而海外筹集的饷械起义又未运到，起义被迫延期。4月25日，黄兴感到时机紧迫，潜入广州组建指挥部，临时决定27日晚起义。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5时30分，以黄兴为首的“选锋队”120余人，猛攻总督衙门。黄兴等放火焚烧总督衙门后，与清军展开激烈的遭遇战，革命党人被迫四散各自为战，死伤惨重。黄兴直战到孤身一人，右手两指被击断，化装走避香港，起义失败。事后，革命党人多方设法，收集到起义死难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广州城郊红花岗，并改红花岗为黄花岗。这次起义因而史称黄花岗起义。

     中国网2001年10月8日